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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伦理委员会已将这家石油企业排除出其投资范围。根据德胡斯蒂西亚申请获得的一份文件，这一决定源于该公司在两处原住民领地侵犯人权。

　　2月26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伦理委员会作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基于其确认埃科佩特罗尔运营所在地社区的人权遭到侵犯，委员会将埃科佩特罗尔排除出其投资范围。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正式名称为全球政府养老金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财富基金之一。该基金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旨在将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公共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为未来世代积累财富。

　　该基金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其全球化、多元化投资策略所获得的收益，包括股票投资，其中就持有埃科佩特罗尔等公司的股份，同时也投资固定收益资产、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在实际操作中，伦理委员会既会主动展开调查，也会根据社区投诉、司法裁决、学术研究、人权组织报告以及公开信息进行审查。一旦认定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即企业运营所在地社区面临严重人权侵害风险，例如社区遭受系统性影响，委员会就会形成一份附有理由的建议，内容可能包括将企业排除出投资范围，或对其实施积极观察。

　　这份建议会提交给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财务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由后者作出撤资或排除的最终决定，通常会遵循伦理委员会的判断。其重点并不在于事后惩罚，而是避免挪威公共资本直接或间接助长严重的伦理伤害，并将企业行为确立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标准之一。

　　虽然伦理委员会的建议文件并不对外公开，因为该委员会已不再公布其决定，这也显示出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透明度标准上的倒退，但德胡斯蒂西亚通过向该基金提出申请获得的一份文件版本说明，此次排除决定的原因，是两处原住民领地发生了人权侵犯。

　　第一起案件中，哥伦比亚确认，阿瓦原住民族的权利遭受了严重、持续且累积性的侵害，原因是与跨安第斯输油管道运营相关的石油泄漏。判决认定，哥伦比亚政府——也是埃科佩特罗尔的大股东——以及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均未履行人权尽职义务，未能预防、减轻和补救相关影响，致使阿瓦族面临肉体和文化灭绝的风险。

　　这些司法认定，也是我们曾记录并揭示过的内容，构成了企业疏忽行为的有力证据，完全符合触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伦理排除机制的标准。

　　第二起案件中，美洲人权法院于2024年7月4日作出裁决，认定哥伦比亚政府因未能有效保护乌瓦原住民族祖传领地而应承担国际责任。法院认定，哥伦比亚政府在批准石油、采矿、旅游和基础设施项目时，未能保障适当的事先协商，因此侵犯了集体财产权、参与权、文化生活权、人格尊严以及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

　　尽管国际责任由哥伦比亚政府承担，但这一案件与埃科佩特罗尔在乌瓦族祖传领地推动的资源开发项目密切相关。判决分析指出，哥伦比亚政府在推进直布罗陀1号、直布罗陀3号、直布罗陀——布卡拉曼加天然气管道以及麦哲伦勘探钻井区等开发项目时，未履行事先协商义务，尽管这些项目对该民族领地和生活造成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德胡斯蒂西亚一直坚持认为，要理解乌瓦族权利为何遭到侵害，法院也应看到，正是国家允许这些项目推进，在未完成领地整治的情况下，也未能为乌瓦族就其领地作出决定提供有效条件。因此，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将埃科佩特罗尔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进一步强化了一个判断：这些并非孤立事件。

　　这一决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金融和政治伦理两个层面。首先是金融层面，而且影响具有全球性。埃科佩特罗尔被排除出投资范围，意味着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必须出售其持有的该公司资产，并且在无法以可核实的方式证明公司已按照伦理委员会建议纠正自身行为之前，不得再次买入其股票。

　　鉴于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投资领域具有风向标地位，这一决定可能在金融市场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其他主权基金和私人基金重新评估，甚至跟进采取类似做法。

　　其次是政治和伦理层面。埃科佩特罗尔和哥伦比亚国家政府如今都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必须向全国以及受影响社区——尤其是阿瓦族和乌瓦族——说明，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落实人权尽职义务，防止新的侵权行为发生，并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全面补救。如果它们希望恢复合法性、信任以及获得全球资本的渠道，这一步无法回避。

　　针对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决定，埃科佩特罗尔在3月3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致力于人权和尽职义务，并称其做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公司还表示，它要求员工、承包商和供应商遵守这些标准；正与受影响原住民族的相关当局展开对线年间，已在普图马约和纳里尼奥投资超过11800亿比索；并将推进与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伦理委员会的技术性会议。

　　不过，这一回应似乎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两项司法裁决都暴露出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国家在防止企业侵害权利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企业在处理其项目造成的影响时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在涉及有公共资本参与的企业时更是如此。

　　因此，埃科佩特罗尔被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排除，不仅再次凸显出落实司法裁决、防止新的侵权行为以及全面修复已被确认损害的必要性，也强调了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必须推动建立更有力、具有约束力的企业人权义务，同时金融机构也有必要审视并监督其与涉及人权侵害企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