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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这个我工作生活、驾车横穿感觉很大的城市，放在国际上，就没那么大了，郑州每周前往香港的航班只有四个班次，和我往返香港的时间总是不契合，但乘高铁去香港很方便，所以我大多选择乘坐高铁前去香港，每日有两趟列车经停郑州东站直达香港西九龙，其中G79始发北京，中午12:20经停郑州，晚上五点多到达香港，这是我最喜欢的车次，但是这趟列车的车票非常不好买，往往是一放票购票系统就显示没有票了。所以每次开课前夕，都需安排行政人员盯着购票系统刷票，我的要求不高，只要不是三连座的中间座即可，常常要到出发前一天，才能订到票，我已习惯这种看似冒险，实则无虞的出行。这一次，行政和往常一样，定好车票，把车票信息截图发我，我看是7车厢18D，我按车票截图显示的信息上了车，刚把行李安置好，上来一个小姑娘，说我的座位是她的。我很惊讶，难道铁路部门会出现这种乌龙事件吗？我把车票截图给她看，她把她的订票信息出示给我看，果然也是7车厢18D，短暂的焦急后，我很快平静，我对小姑娘说：“不用着急，如果真的是铁路部门一座两卖，我们俩就发财了。我们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1+10的索赔，而且他们会给我俩再安置个座位的。”我对我们的大铁路是很有信心的。我不仅对大铁路有信心，我对世界比对我自己都有信心，这就是笃信法律的人的思维习惯。但转念一想，铁路部门是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会不会是行政定票时付钱未成功呢？我给行政打电话让她查找车票出岔子原因，原来她今早起床时又刷了一次订票软件，发现出了一个靠窗座位票，在15车厢，她就把车票调整到了15车厢靠窗的座位上了，她认为铁路部门会有短信通知我，就没有特别提醒我。显然铁路部门没有错，我已经收到短信了，但没点开看。我已习惯行政细无巨细的提醒，一次不提醒，就出错，可见，惯性依赖很要命！

　　如果我独自从西九龙下高铁，我只能打出租车去学校，因为我不会叫网约车，或者说我叫了车，却说不清楚上车地点，尤其在西九龙高铁站，司机等候的地方，我总找不到，只能到出租车上客区坐出租车。西九龙高铁站，有一趟直达我们学校的公交车，但我总是找不到上车的地方，香港的公共交通很便宜，但的士很贵，从西九龙高铁站到学校，坐公交只需8元，而打的士就需要200元左右；刚来香港上学时，因为我的手机没有下载UNBER，叫不了网约车，后来有同学说高德地图也可以叫车，我欣喜若狂，学会了用高德地图附带的小程序在香港叫车，但是叫车的时候，常把上、下车地方定位错，因为，香港的街道真的太拥挤了。所以坐出租车仍是我在香港出行首选，但香港出租车中的大多数，都是又破又旧的老汽车，且出租车师傅的年龄都很老，满口香港话，交流困难，在香港坐出租，体验感真的很差。

　　三月的学习模块，我们有两门选修课，一门必修课，其中一门选修课是宋志平教授的《企业发展与战略》宋志平教授每年只给我们学校上一次课，他的课非常难选上，我从入学的时候就希望能申请选修他的课，直到今年即将毕业才选上了他的课。为什么选他的课？因为他是真正的实业家。他曾是北京新型建材的董事长、中国国药的董事长、中国建材集团的董事长，他曾把两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带进了世界500强，这需要一种怎样的能力？关键是这两个企业所在的行业没有任何垄断性，是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业。成年人上学，学习理论知识是一方面，如何利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取得成功是更需要学习的；而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企业家的授课，对于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我的第二门选修课是与目前大热的人工智能有关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该课程介绍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和运用，给我们上课的是年轻的王大维教授，王教授自称是一个另类的教授，最初学艺术专业，后来改学计算机，改学人工智能，所以他丰富的学业背景，为他更深刻的理解和懂得人工智能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课程让我明白真正未来人类的优势在于开阔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记忆，记忆，我们人类永远比不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给我们人类可以带来知识，但能否给人类带来智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人工智能得出结论靠概率总结，只能对过去负责，而未来，靠预判，那是人类独有的。而且，现在已经有实验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在一本正经地提供错误信息，原因是什么？人工智能抓取的信息源受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保证人工智能获取的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呢？

　　给我们讲授资本市场投融资工具的是孟静茹教授，孟静茹教授讲起如何使用各种金融工具配置财富的时候，神采飞扬，很像是一个元帅在调动将士去出征，她对她的将士信心满满。在她看来，金融市场上所有工具的使用都有内在规律可循，或者说只要掌握了某些规律和原则，在金融市场上的获利是必然的，且风险是可控的。听她课的时候，我的思绪飞到了很远，想起我亏的已经不敢看的股票、基金；想起了我的那些期待我为他们维权、而我却找不到维权通道和法律依据的客户，现在我的手里有很多可以说是天量级的，私募基金的投资客户，他们的钱投资到私募基金，前几年挣了些钱，从2021年开始，所有找到我寻求法律救助的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均面临投资被巨大亏损的情形，有些私募基金公司直接以项目投资回收困难为由拒绝偿付。我认真研究了那些基金合同，希望能够维护到基金投资人的利益，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投资人只能被动接受亏损的命运。例如，某基金公司在基金招募书上、招募合同里面都明确写明募集的资金将投资到A公司，A公司是一家拥有经营某地有线电视特许经营权的公司，私募基金募集金额是8,000万，私募基金公司提供了和A公司的投资合同及转款到A公司的转款凭证，即私募基金公司确实把募集来的资金投入到了这家A公司，依据现行法律，视为基金公司履行了符合基金募集合同约定的义务；即使投资亏损，基金投资人若主张基金公司承担投资亏损的法律责任，现有的判例均不予以支持。那么A公司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在基金公司投资A公司前，A公司5,000万注册资本全部是认缴，两个股东实际投资到A公司的资金为零，A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这家基金公司竟然把投资空壳公司作为投资标的公司？基金公司将募集来的资金投入到A公司以后，A公司原来的两位股东均退出股东身份，基金公司成了这家A公司的全资股东，原先的两个股东仅仅是认缴注册了A公司，便通过转让股权溢价获利500万退出A公司；私募资金进入A公司后，A公司并没有开展任何实质经营活动，A公司只是把钱又转给了另外一家第三方公司，根据我们调查，A公司的资金系被拿出去高利转借给第三方，而第三方又因为经济原因投资失败，无力偿还，现在A公司名下没有任何资产，那么依据现有私募基金的相关法律，私募基金公司只要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具体到本案例，所谓的履行义务就是将募集的资金投资到A公司，就属于履行合同完毕，对投资失败造成投资人的损失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现行法律规定对私募基金投资人是不公平的，是绝对保护了私募基金机构，不仅保护了私募基金机构合法利益，更是保护了私募基金机构的不正当利益。

　　前几天接了一个电话咨询，自称是做金融中介的，刚刚帮人中介完成了一笔借款，佣金高达千万元，他咨询我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一次性高额收益的所得税率，我好奇他从哪里协调来的大额资金，如果是银行贷款，会不会涉及利用影响力受贿或高利转贷罪，我一般不接受来自社会公众的法律咨询，因为咨询者往往只寻求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而对于其他潜在的可能危险因素是看不见的，而我又是个认真的人，往往会问一些看似与咨询的问题无关的问题，以判断是否有当事者没有意识到的风险，而咨询者对于我问他所问的问题以外的问题，往往又不愿意告诉我，这个咨询者是朋友推荐的，对我信任，坦然告诉我协调来的资金来源于私募基金，我条件反射地想到了A公司的最初认缴5000万、而实缴为零却通过转让股权获取溢价500万的俩股东，我猜他们注册A公司的目的，并不是经营，而是为私募基金注入造的壳，至于所谓的专属经营权，纯属虚假，但我如何用证据证明我的猜测呢？

　　当然，规则不公的问题不仅仅在基金领域，一些拥有话语权的平台经济对广大的掠夺也存在法律空白区，比如一些电商平台，当初靠假冒伪劣商品占领市场，普通消费者维权困难；进而收割在平台上开店的小商家，通过合同限定他们只能“唯一”选，即不允许商家在两家以上平台开店，最后，还是法律说话，人民法院通过判决确认这类合同无效；还有一些速递行业，通过剥夺速递员的劳动者权利获得扩张，这也是网络交易战胜实体店的原因之一，如果在所有的商事行为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利益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是不可能形成某种商业模式大规模取代另一种商业模式的。只有所有的商事活动参与者的利益都得到平等保护，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但现实，往往是掌握优势地位的经营者——背后都是资本在说话，利用法律的滞后性在损害利益道路上狂奔，法律总是后知后觉，当立法者想矫正时，常常面临很多困难。所以，如何用法律扬资本之长，避资本之短是法律人所向往的崇高职责。

　　根据历届惯例，在入学一周年的时候，各班都会举办一个年度庆，我们班的年度庆一直没有办，决定今年三月举行一个春茗会以弥补，关于春茗会举办地的选择，是件让人头疼的事，以涛同学为代表的同学们认为，既然办，就要搞一个高大上的，如果在香港搞一个有气势的聚会出来，花费太大，放在深圳比较合适,同样的花费，放在香港气势会小很多；而我是坚决反对在深圳搞的，我认为，聚会的要义是聚，以参与者众为首要目标，我们在香港上课，再回到深圳参加聚会很不现实；但班委经民主表决后，仍决定在深圳办聚会，而表决的前提是：聚会当天只有十多个同学在香港上课，预计需要从香港过境深圳参加年会的同学占比较少。开课前夕，我突然获知晚会当天即21号，我们班有四十多位同学在香港上课，这四十多位同学如何去深圳？如果按正常五点半下课再去深圳，是否太晚？我为在香港上课的同学是否能参加晚会而焦虑，如果晚会只有不到一半同学参加，那还叫班级年会吗？

　　高桌晚宴最初是学院师生共同进餐的正式场合，高桌（高于普通餐桌的席位）专为院长、教授、荣誉嘉宾而设，象征学术权威与师生等级制度，但现代已逐渐演变为平等交流的学术社交活动。圣约翰学院自成立以来（1972年作为宿舍，2012年正式成为港大附属学院），便将高桌晚宴作为学院文化的一部分传承了下来，旨在传承学术传统、促进师生互动及跨学科交流。圣约翰学院的高桌晚宴保留了古典仪式感，同时融入现代大学的开放氛围，主要特点如下：晚宴通常在学院礼堂或宴会厅举行，长桌排列，中央设“高桌”（略高于其他餐桌），供院长、教授、特邀嘉宾就座；参与者需着正装（如西装、礼服），部分场合要求佩戴学院袍； 有严格的入场仪式，嘉宾与高桌成员列队入场，全体起立致意；晚宴首先由院长或主持人致开幕词；然后是学术演讲或分享，由高桌嘉宾（如学者、校友、社会领袖）发表简短演讲，主题涵盖学术、文化或社会议题；宴席系正式三道菜西餐（前菜、主菜、甜品），搭配葡萄酒；席间禁止使用手机，强调面对面交流；学生可通过晚宴与教授、行业领袖深入交流，拓展视野； 通过仪式感强化学生对学院归属感与学术身份的认同。